作者 邓世轩 原文发布于 当今大马 Malaysiakini
2025-07-28 8:30:0
【隔岸观火】
近来,社会对赵明福案进展的高度关注,使得转型正义这一框架,在马来西亚的公共讨论中被频繁引用。要理解为何此案会与这一宏大叙事相连,我们必须首先探究其内涵。
转型正义并非单一的法律程序,而是一套综合性的社会重建机制,旨在帮助一个国家走过大规模人权侵害或威权统治的创伤。其最终目标,是在民主治理下重建法治,并根除滋生人权侵犯的制度土壤。它的核心支柱通常包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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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真相:通过调查委员会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方式,揭示完整、可信的事件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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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责任:对严重侵犯人权的加害者进行刑事追诉,结束“有罪不罚”的恶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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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行动党则扮演着体制内改革推动者的角色。从在野到执政,行动党始终关注此案,无论是呼吁独立调查、举办公祭,还是在内阁推动重查决议、促使警方成立新的专案小组。然而,这些努力显然未能满足赵家和社运团体的期望。
批评者认为,行动党在内阁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却未能在关键决策上发挥足够影响力,反而试图以反贪会的道歉与赔偿了事。其当前的核心诉求大致概括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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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调查角度:要求以谋杀或误杀,而非仅仅是《刑事法典》第342条文(错误囚禁)来彻查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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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外部专家:聘请国际知名的独立刑事调查专家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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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透明度:公开将案件列为“无进一步行动”(NFA)的具体原因。
但是这些诉求不被政府接受。而之所以被搁置的原因,多半可能是因为它们挑战了体制的行事惯例。早在2019年,时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便解释过,以“错误囚禁”展开调查仅为行政程序,不影响对死因的追寻。而引入国际专家和公开NFA理由,则可能被视为挑战执法单位的权威,在缺乏外籍人士涉案的正当性下,政治阻力巨大。当然是否采纳这些建议,最终取决于安华政府的政治权衡。
是“公关秀”还是“实质进展”?
对于近期反贪会的道歉与补助金,舆论贬多于褒,甚至有评论指其为政治公关秀,不符转型正义精神。这样的指责或许有失公允。
首先,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中,国家执法机构的公开道歉极为罕见。反贪会作为悲剧的直接责任方,由其最高层出面承担机构性责任,本身就打破了长期的沉默,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。其分量甚至比政府更高层级的表态更为实质。说服一个强势机构打破惯例、承担压力,这背后必然有执政团队的幕后沟通与推动。
其次,提供给赵家子女的“补助金”,而非法律意义上的“赔偿金”,亦可被视为转型正义精神的体现。转型正义中的“修复”措施,包含了对受害者家属因亲人离世而造成的经济与机会损失的补偿。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,反贪会主动提供赵明福子女的教育补助,且不设带结案性质的附加条件,可视作一种积极的姿态。
学者吴乃德也曾说过,不同的转型过程与道德理念,会催生出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。理想程序固然是先有真相再谈问责,但现实的僵局,恰恰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并实践更具弹性的路径。迫使有过失的国家机构道歉,本身就是转型正义的一环,不应狭隘地认为接受道歉就等于放弃追责。
马来西亚转型正义的独特性与挑战
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马来西亚的转型正义之路没有现成剧本。我们不像南非,经历过系统的种族隔离后迎来彻底的政权转移;也不像台湾或东欧国家的反对派历经系统性的压迫,并且在威权政体垮台后,由新政权对旧政权进行全面历史清算。
马来西亚的现实是新旧政治势力盘根错节,甚至共存于同一执政联盟,多元族群社会对“何为历史不公”也缺乏共识。在此案中,受害者的情结与寻求正义的迫切感,主要集中于华社。若要将此案真正提升至国家层面的转型正义议程,就必须跨越族群的边界,在其他族裔社群中引发深刻共鸣,才能凝聚成足以撼动体制的改革压力。
在这种独特的政治生态下,根本的制度性改革,注定是一场漫长、审慎且充满妥协的博弈。变革往往并非源于大刀阔斧的革命,而是透过持续的幕后游说与渐进协商达成。台湾陈文成事件的平反之路历经数十年,便是前车之鉴。
对各方的反思与期许
当前,无论是赵明福民主促进会还是行动党,在推动此案上都面临各自的挑战。
对于公民社会而言,转型正义是一场长期抗战,需要长远的策略与耐心。 近期一些策略选择,如要求行动党内阁部长总辞、众筹悬赏嫌疑人等,虽能制造舆论声量,却也同样容易引发争议,进而削弱抗争长期积累的社会观感。反观,若在处理反贪会的“善意捐助”时,即便拒绝,亦可提议将款项转为援助其他扣留所死亡案家属的专项基金,更能彰显抗争格局与道德高度。
另外,如果坚持认为,任何不完全依循促进会诉求的方案都是公关秀,这实际上是一种拒绝沟通的强硬姿态,也是一种自我设限的狭隘策略。不仅关闭了其他可能性的空间,也无助于在现实中争取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
对于行动党而言,今天的困境源于其在野时许下的承诺与执政后无法兑现的落差。这是其必须面对的政治代价。当面对“无能为力”的舆论指责时,党内部分领袖与支持者抛出的“放下论”、“雷劈论”等粗糙言论,无异于火上浇油。这不仅严重伤害了赵家亲属的感情,也使局面陷入更深的僵局与误解。因此,行动党亟需建立统一的立场与发言机制,就案件的困境与难处,向公众进行更成熟、更坦诚的沟通,以重新争取民众的理解与信任。
说到底,华人社群之所以高度关注赵明福案,其根本原因,在于对当前政府是否还坚守其改革初衷的疑问。人们质疑的,是执政的希望联盟是否在权力中变质。因此,赵明福案的处理方式,已成为一道考验执政者政治智慧的试金石。如何行动、如何回应,以证明自己不忘初心,这是行动党乃至整个团结政府必须向支持者交出的答卷。
邓世轩,马来西亚内政与外交事务观察者,致力于提供主观却理性严谨的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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